荀玉根：扩内需事半功倍的三招

炒股就看金麒麟分析师研报，权威，专业，及时，全面，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！ 核心结论：扩内需为今年重点任务之首，政策需找到支点，通过杠杆效应实现事半功倍，建议从三方面着手：①提高生育率可以带动母婴消费、子女教育、购房等需求。建议加大生育补贴、改革个税减免、支持多孩家庭购房。②农民工市民化可以推动新型城镇化，带来新的需求。建议完善“人地钱”挂钩机制、打通农村土地权益的变现渠道。③股市可以增加财产性收入、提高消费者信心。建议加快产品创新，推动银行理财资配转向权益以及增加第二、三支柱的含权量。 内需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，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“坚持内需主导”列为八大重点任务之首，到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将其作为战略基点并做出具体部署，政策层面提振内需的决心已不言而喻。同时，近期中东局势升温，面对国际地缘局势的深刻变化，扩大内需也是应对外部变局的必然选择。当前国内消费仍偏弱，政策层面亟需找到支点，通过杠杆效应来促进内需修复。为此，本文将结合我国现状，提出扩内需事半功倍的三招。 提高生育率可以带动母婴消费、子女教育、购房等需求。尽管自2014年起我国逐步放松生育政策，但目前我国生育率仍较为低迷，我国总和生育率（特定年份每位女性的平均生育子女数）自1950年的5.8降至2024年的1.1，降幅在主要经济体中仅次于韩国，目前我国生育率已远低于1.5的人口警戒线水平。从国际经验看，当总和生育率降至1.5的警戒线以下后，往往难以自发回升，需依靠更大力度的生育政策支持才能摆脱困境。值得关注的是，长期低生育率不利于经济增长，其通过影响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，对总需求形成制约。从消费行为看，观察1960-2022年间各国人均最终消费支出/人均GDP与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，各国生育率走势与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呈现正相关，可见扭转生育率是我国释放内需潜力的关键因素。 中国家庭在子女教育与婚配置业上往往投入较高，存在更大内需潜力。由于中国家庭高代际支持的特性，扭转生育率除了能在短期拉动母婴消费外，更有助于释放中长期内需潜力。一方面，中国社会更重视子女教育，根据斯坦福大学研究报告，中国家庭用于子女教育支出占所有开支的比重达7.9%，高于韩国（5.3%）、日本（2.2%）等主要经济体国家。另一方面，中国家庭对于子女结婚购房支持力度较大，根据汇丰银行数据，中国千禧一代住房拥有率高达70%，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第一，这背后离不开家庭支持，约40%的中国青年在购房时接受父母资助，超过主要经济体平均水平的36%。因此，若政策能加大生育支持，将能有效拉动母婴消费，以及教育、住房等相关支出，释放经济内需潜力。 提高生育率可从加大生育补贴、推动个税减免改革、以及放松购房资质等方面入手。 建议1：加大财政生育补贴力度。借鉴1980-2020年海外生育率变动经验，家庭补助支持力度大且应对及时的国家，例如瑞典、丹麦等北欧国家，其生育率相较于低补助国家往往率先企稳并回升至接近更替水平。而日韩等国，补贴力度低且忽视现金补贴是生育率迟迟未止跌回稳的重要原因。加大现金补至关重要，目前OECD国家家庭现金补贴占GDP比重为1.1%，而我国尚不足0.1%，建议逐步提高国内现金补贴力度至OECD均值水平以上，进一步加大补贴年龄范围和力度。根据我们测算，在现金补贴占GDP比重分别在1.0%/1.2%水平下，未来5年我国若对0-5岁儿童发放育儿津贴，月均值分别为2382/2859元。 建议2：推动个税减免改革。个税调节是降低中产阶层生育成本最直接的手段。目前我国将婴幼儿照护、子女教育等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（标准为每孩每月2000元），但其在覆盖面、公平性及深度上仍有缺陷。受惠人仅限于个税纳税群体，这一覆盖比例仅占全国育有婴幼儿家庭的不到1/4，且在制度设计上缺乏累进性，收入越少则受惠越少。另外，现行减免力度相较于高昂的育儿成本而言，也有待提升。建议进一步提升抵免标准，并将现行个税扣除改为税收抵免津贴，对于低收入群体实行差额返回，确保政策红利能覆盖到更广泛的低收入育儿家庭。 建议3：放松多孩家庭购房资质并完善支持措施。住房同样是海外生育支持政策中的重要措施，前文指出我国父母在子女购房上往往给予更大的支持力度，杠杆拉动效应或更显著。建议将住房政策融入生育支持体系：首先，放松多孩家庭购房资质。多孩家庭普遍存在置换大户型、以及为子女婚房准备的需求，根据克而瑞调研，四成家庭因二孩产生换房需求，建议在限购城市对多孩家庭增加购房指标。其次，优化公积金使用等配套支持措施，对多孩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上浮，针对性购房补贴等措施等。 加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，可以推动新型城镇化，带来新的需求。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8.9%，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之仍有约17个百分点差距，意味着约2.5亿进城务工人员仍为农村户籍。这带来两个问题：